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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what-chinese-people-think-of-their-governments-zero-covid-policy

原文标题：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of Their Government’s “Zero COVID” Policy

发表时间：2022.12.6

许多公民不知道有谁得过这种病，然而他们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的信心正在减弱。

你个人是否认识任何感染过 COVID-19 的人？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这个问题是荒谬的——问「你认识没有被感染的人吗？」更有意义。但是，最近在我发给以前在中国的学生的一份调查中，这是我的问题之一。我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教过这些学生，当时我在中国西南部担任和平队的志愿者，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十年来，我每年都向他们发送调查问卷，今年我很想知道他们在新冠肺炎期间的更多经历。

在40名受访者中，没有人被感染过。在他或她的家庭中没有人出现过病例，也没有近亲——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中出现过感染。只有六个人认识检测呈阳性的人。其中三个人的病例发生在远房亲戚中，而另外三个人的工作同事或朋友被感染。

不过，其中一个同事的案例并不确定。重庆一所高中的英语教师向我解释说，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教师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但是在政府的「清零」政策下，对中国公民进行了无数次核酸测试，其中一次测试结果为阳性。这名妇女在核酸测试前不久接种了疫苗，两天后她的测试结果为阴性。鉴于她没有症状，最近接种了疫苗，而且她没有已知的与病毒密切接触的事实，这似乎是一个假阳性。

我以前的学生和我在微信上讨论这个案例，我问这位老师在测试结果为阴性后是否被允许返回工作。他回答得很干脆，似乎抓住了政府政策的一些特点：

后来，他解释说，这位老师有可能在完成隔离后返回。但学校官员对这一政策非常紧张，他们决定用另一名教师取代她。

在调查中，我还要求我以前的学生量化他们对被感染的担心程度。他们使用了从一到十的量表，十是非常担心。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他们的感受评为十，平均为7.9。我接着问他们最担心的是健康影响还是后续问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健康。

然后我问了另一个问题：

平均分还是7.9分。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给政府打了9分或10分。阅读这些调查报告，我感觉就像从不同的拼图中得到了一些碎片，而现在我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几乎没有人与病毒有过任何个人接触，但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感到恐惧，但他们似乎对潜在的健康影响相对不关心。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赞同。所有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说得通呢？

我在10月份发出了调查问卷，最后的答复在两周前——在新疆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人死亡，促使至少十几个大城市发生了反对「清零」政策的公众抗议活动之前。我以前的学生的回答并不反映这些事件，但它们确实反映了中国在许多个月内已经经历了其政策的重大问题，包括今年春天上海的残酷封锁。

受访者与许多省级城市的中国人相似：受过教育，是坚实的中产阶级，但不富裕。我以前的大部分学生现在都在四十岁上下，所有回答今年调查的学生都在当老师。他们往往居住在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三、四线城市，那些外国人从未听说过的地方。遂宁、广元、垫江、梁平。这些城市不太可能发生疫情，部分原因是很少有居民或游客从海外回来。一位答复者写道：

另一名男子评论说，在没有任何实际疾病的情况下经历了如此多的日常干扰，这很奇怪。他写道：「新冠疫情就像一个幽灵」。经过近三年的时间，这种地方的知识水平可能低得令人震惊：一些受访者评论说需要优先保护儿童免受感染，显然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风险并不高。像他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以前的学生一般不使用 VPN 来绕过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GFW)。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信息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一位女士写道：

在调查的最后，我问道，新冠疫情是否对他们的个人观点、信仰或价值观有什么重大改变。回答包括：

是的，中国政府真的关心人民的健康。

是的，我们不再自由了，因为疫情有太多的限制。

是的，我曾经认为教师不是一份好工作，工资很低，但现在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安全的工作。许多人没有钱可赚，或者他们失去了工作或生意。

是的，我认为政府[在]处理全球危机上更有能力。我们感到更安全。

不，我认为政府现在不文明，他们因为疫情而对待人们更差。人们的脾气也比以前更坏了。

中国是最好的。

在过去的调查中，我从来没有对一个问题收到过这么多矛盾的答案。其中一些无疑反映了宣传：自2020年以来，官媒对中国的表现感到自豪，同时经常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失败感到幸灾乐祸。我有朋友开玩笑说，「Schadenfreude」这个词来自中文而不是德语，这种情绪并不限于跨太平洋问题。一些调查对象发现了一些好的方面：

在新冠疫情的头一年半，我和我的家人住在四川省会成都，那段时间中国的 「清零」政策基本成功。最早的几周，武汉的地方政府掩盖真相，导致病毒灾难性地传播，之后，国家领导层制定了封城、追踪联系人、国际旅行禁令以及其他似乎适合这种情况的政策。我的女儿和所有成都的学生一样，在2020年5月初回到了教室，我们恢复了日常生活，没有任何感染病毒的机会。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唯一一个在2020年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减少病毒传播的人口大国，使人们生活在没有对病毒的恐惧中。

对那个时期的记忆是使许多中国人对后来的错误如此宽容的部分原因。一位曾经的学生在调查中写道：

中国早期经历新冠疫情的另一个独特方面是，它在社会中造成的分歧相对较少。最重要的分歧是地理上的——武汉和其他周边社区遭受了数以千计的死亡，长期封锁，以及强烈的恐惧。但是湖北省的这些地区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遭受这些损失和干扰，他们倾向于支持政府的政策。

这种共同命运和共同目标的感觉已经被奥克密戎「动态清零」后的失败打碎了。最近的抗议活动反映了新的分歧：示威活动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其他爆发风险较高的主要城市更为普遍。最强烈的愤怒往往来自于私营经济中的人们，他们已经被毁灭了。而年轻人似乎占了示威者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可能因流动性降低、缺乏社会接触和感觉到职业机会减少而受害最深。

不过，这种经验的分裂也使得抗议活动难以扩散。多年来，一党制国家一直在打击独立的宣传团体和其他可能建立公民社会的组织，而公民普遍学会了管好自己的事。(「也许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很难对处境更差的人感到团结，这也是「幸灾乐祸」成为一个中文词的原因。即使是那些对抗议者深表同情的人，也可能感到被责任和潜在的惩罚所困。抗议活动开始后，一个以前的学生写信给我，说他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但他也有一个拥有良好工作的中年男子的观点：

他是调查对象中的一员，也不知道有谁感染了新冠病毒。从他的角度，以及从许多其他小城市的人的角度来看，病毒和抗议者都是幽灵。

在中国之前，我在「阿拉伯之春」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埃及，这两个地方之间有某些对比和联系。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国家，人口统计学促成了动乱的发生。大约一半的埃及人口在25岁以下，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教育程度低，工作前景差。另一方面，在中国，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口略多于四分之一。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兄弟姐妹，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并感受到来自家庭期望的巨大压力。他们与教育机构的联系也往往比埃及的年轻人高得多。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政府扩大了研究生课程，部分原因是为了延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入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在我在四川大学任教的两年里，从2019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继续读研究生了。目前，我可以想到，在这批年轻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工作而不是学习，而且她有一份政府工作。公共示威往往是由年轻人推动的，但当他们已经与可能惩罚或奖励他们的机构有联系时，他们不太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

埃及的一个矛盾的教训涉及继承问题。阿拉伯之春在那里蔓延的原因并不单一，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谁将接替穆巴拉克总统的不确定性，他在示威开始时已经八十二岁。习近平主席还不到七十岁，但他是一代多以来第一位没有任期限制的中国领导人。任何独裁者的典型错觉是，无期限的任期代表稳定。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缺乏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当潜在的继任者被清除出视线时，自然会出现动荡的趋势。这可能采取公众抗议的形式，但也可能涉及到上层领导人或其他在权力机构内运作的人看不见的争夺。一个专制者的错误会加速这一进程，而通过将自己与「清零」如此自豪地联系在一起，并如此顽固地维护它，习近平现在完全控制这一政策。这是另一个可能来自中文的词：狂妄自大（hubris）。

最近几天，没有发生其他重大抗议活动，地方政府一直在放松限制。但是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还没有就未来的道路做出明确的声明。我们应该把抗议活动看作可能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公民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制度中的缺陷可能比他们过去所容忍的缺陷更大。从「清零」开始，没有一个简单的出口，而且虚假信息的程度使我们很难预测公民在病毒传播和政策可能改变时的反应。即使在我对年龄、背景和职业地位相似的人进行的个人调查中，我也观察到高度的混乱和矛盾。

同样重要的是，「清零」对一些可能对稳定产生最大影响的群体最为严厉。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国际大城市，市民特别不高兴，企业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也许是年轻人的反应。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就已经对年轻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他们对加入共产党的兴趣降低了。她还观察到，在年轻人中，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感的降低有关联。在四川大学，我注意到我的学生有类似的趋势，他们也明显缺乏与习近平的情感联系。

最近，我在纽约市碰见了这些年轻学生中的一个。他在那里读研究生，他刚刚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会的闭幕式。在大会上，习近平正式获得了另一个任期，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清零」政策可能会被调整。我的学生说，他的一位中国同学在观看时泪流满面。他说：「她希望会有一些改变。」

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我的学生感染了新冠。他的病例很轻微，所以在曼哈顿一个相对温暖的日子里，我们坐在室外。我的一些四川大学的学生现在在海外读研究生，在那里，学术仪式的一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有感染新冠的病例。我总是问我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你告诉你的父母了吗？

「当然没有！」他笑着说。这总是答案：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吓唬他们的父母，而且他们也倾向于避免关于 「清零」、党代会或任何类型有关政治的长时间电话交谈。他们似乎认为，在四川的老人们迟早会自己了解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