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日我很不安地听说，某位作家，惊骇于当今世界的种种暴虐，发誓从今往后，只写积极的、有意义的和热爱自由的东西。在我看来，此事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个好消息。

所有卖文为生者，总会有些时候，自觉如果还有天赋，必须将此天赋用于正道——但我不知道他们还曾为此信誓旦旦，而且我认为也不必要。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然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须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靠纸笔表达自己本是个脆弱的行当，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一个厕身其中的人必然依赖宽泛而普遍的发言权。任何要撤销此一特权的威胁，都会让作家惊慌。他对自由加倍忠诚——这一忠诚是理性的，出自于对纯粹思想有权不受妨碍地运行的信念，也是自私的，出自于为了养家糊口，需要获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美国如今念念不忘自由。一代人的时间，就从关注牙刷，到热衷飞行，再到关注自由。转型导致扰攘，毕竟完成了，这最后一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作家和艺术家，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

但还是来说说我们这位吧，他发誓抛弃一切，只留下善的和有意义的东西。他让我不安。但愿他并不当真，只怕他确实当真。既然一门心思有意义起来，他很可能从此不切实际。当然，作家也得相信点什么，却不必为此加入一个俱乐部。文学的繁荣，不是在作家结为一伙之日，而是在他们相互轻慢之时。（诗人是卖弄笔杆子的人中自视最高者，从长远来看，他们最有地位，最具影响力。）即使邪恶当道，作家应当留心的，也只是自然而然地吸引他的想象力的那些事物，不管它是自由还是椿象，下笔时也不妨从容些。

这场运动方兴未艾。我认识一位狂人，他以往受雇从事幽默和讽刺这一行，赚钱多多，现如今庄严发誓，除非全世界都好起来，他不会再写任何滑稽、轻松或“没有意义” 的东西。这似乎明显是有害的，而且透着点愚蠢。文学倘若除了热爱自由，别无其他内容，并不比它要胜出的宣传说教好多少。

在一个自由国家，作家有义务不去关注义务。只有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才指望文学展现和谐构思，高调鼓动众人。专制君主不惧怕作家鼓吹自由，他怕的是诗人爆出一则笑话，旋即深入人心。他最大的忧虑是欢乐，是羊皮虎质的真相，是人们情不自禁地表达的不可遏制的欣喜。我确实不认为幽默作家都该罩上面纱，他不分昼夜，应当佩戴的是他的铃铛，以谐谑调笑为能事，即使他没准儿认为，该给《先驱论坛报》写封慷慨激昂的信。

摘自《人各有异》p44-45